第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“评语”的内容更加“有血有肉”，不再是概括性的陈述。最近特别是今天的通报中可以看到，篇幅比以往大幅度增加了，除了描述违反何种纪律的定性“评语”外，还进一步披露了“老虎”们违纪的若干细节。例如，江苏省委原常委、秘书长赵少麟“纵容其子开设私人会所，并多次在私人会所宴请有关领导干部”“伙同其子行贿；参与骗购外汇”；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、党组成员肖天“违规安排其妻工作并提任职务”“出入私人会所、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”。

而今天这四篇通报的细节则更加具体，其中周本顺的“评语”多达302字，杨栋梁的高达314字：周本顺“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”“违反中央精简会议文件、改进宣传报道的有关规定”“家风败坏、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”；杨栋梁“违规选用秘书并收受财物，违规为其子工作安排、职务升迁打招呼，出国期间擅自改变出访计划和路线”“违规多占住房”“干预纪检机关的纪律审查工作和司法机关的案件查办工作，违规使用国有资金”；潘逸阳“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，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”“为谋求个人职务调整，送给他人财物”；余远辉“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”“，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，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”。

这些评语可谓是非常生动，令读者读完对“老虎”们的违纪事实一目了然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，一方面体现了中纪委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的魄力；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通报的震慑力——把反面典型的违纪事实具体列出，昭告天下，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，只要违纪，不论大小都是“罪状”，别以为“违反中央精简会议文件、改进宣传报道的有关规定”“出国期间擅自改变出访计划和路线”“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”“公车私用”这些事是小节就可以不管，这些也一样是“严重”地违反了纪律，都要被组织记上一笔。这对那些还没有落马的“老虎”们，乃至8700多万名党员来说都是活生生的警示教育，提醒大家防患于未然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，防止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。

“评语”的第二个变化是对其违反党纪类型的划分更加系统，初步体现了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中划分的六大纪律的雏形。新《条例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，开列负面清单，重在立规，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。在今天的四则通报稿中，周本顺“严重违反”的包括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廉洁纪律、工作纪律；杨栋梁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；潘逸阳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；余远辉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。这里面，除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外，均使用了新《条例》中整合的六大纪律的表述，体现了中纪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及时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用更加规范的纪言纪语对“老虎”下评语的高度政治敏感性。

“评语”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四人均被界定为“理想信念丧失”。经查，在四人之前，也同样被判定为“理想信念丧失”的还有肖天和奚晓明。联系到最近中央政治局同时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前者是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“高线”要求，后者是“底线”要求，那么“理想信念”应当属于《准则》所界定的“高线”。而在评语中强调“理想信念丧失”，正说明了《准则》出台的必要性——一旦党员领导干部丧失了理想信念，就容易导致自律能力下降、禁不住利益和私欲的诱惑，最终导致严重违纪乃至违法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，无疑是防腐拒贪的治本之策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说，“树立高尚道德情操”和“严明党的纪律戒尺”是有机统一的，这也是为何这两部党内法规同时出台的根本原因。

最后值得大家注意的是“评语”中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表述。这个表述的固定最早出现也是自2015年9月24日对肖天开始，在此之前的表述有“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”、“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”等。结合中央政治局通过《准则》和《条例》时的新闻通稿里的两句话，也许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变化：“严明党的纪律，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。不管违反哪方面纪律，任其发展，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，破坏党的政治纪律。”这句话有两层含义：第一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六大纪律中排在首位的，针对的是理想信念宗旨、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的，是相对狭义的“政治纪律”；第二，另外五种纪律也非常重要，如果不严格执行这五方面的纪律一样会影响党的执政基础，说到底都是破坏党的政治纪律，一样是“政治问题”。因此，千万不要对这六种纪律里的任何一种掉以轻心，要从讲政治、懂大局的高度来理解这六种纪律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纪委新“评语”中内涵的玄机。